夏朝的覆灭，仿佛与它的建立一样，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，让人难以窥透其全貌。 迄今为止，关于夏、商、周断代的最权威研究，源自1996年5月启动、并在2022年6月正式发布研究报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。这次国家级的科研行动，将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，明确认定为夏朝晚期的都城——斟鄩。

随之而来的大量考古证据，也不断印证了夏、商两个政权更迭的轨迹，基本都发生在洛阳至郑州一线的伊洛平原之中。 首先，从商文化发展的序列来看，殷墟文化无疑属于商朝晚期的文化代表；而郑州二里岗文化，则体现了早商文化的特征；至于位于豫北、冀南的下七垣文化，则属于先商文化，是商族文化的原始积淀，也是二里岗商文化的直接源头。

当二里头文化进入三、四期时，下七垣文化顺着河南濮阳—滑县—长垣—杞县这条通道，悄然进入中原地区。与此同时，原本位于文化核心圈的二里头文化，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逐渐减弱，影响力开始萎缩。 在中原土地上，具有典型商式特征的鬲、甗、平底深腹罐等器物大量出现。距离二里头遗址仅六公里的地方，偃师商城开始拔地而起。而在二里头遗址内部，D3、D5大型宫室相继废弃，原有的宫城区域开始出现非统治阶层的文化痕迹，显示出二里头都邑功能的衰退。

当郑州商城建立之时，中原的文化景观几乎完全被商文化所占据。例如新郑望京楼、荥阳大师姑等多处二里头三期文化遗址，都按典型商式布局重新修建，二里头遗址也彻底从政治中心沦为普通城邑。 二里头遗址几乎未见二里岗下层风格的遗物，而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，也缺乏二里头四期文化痕迹。这说明，二里头人和二里岗人的交流非常有限，甚至可能存在敌对关系。二里头文化的演变，并非同一族群的迁徙，而是不同族群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科学院刘皓芳博士通过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40例人骨样本进行线粒体DNA分析后发现：二里头人群与黄河中下游地区、陕西、青海以及东北地区的汉族人群遗传关系密切，而与南方人群联系较远；而与偃师商城古人群的遗传关系，则介于两者之间。 重建的系统发育树显示，二里头人群与内蒙古东部蒙古族、山西汉族、山东青岛汉族处于同一支系。DNA分析结果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：

第一，二里头人和偃师商城人确实属于不同文化族群，这解释了为何距离仅六公里的两地人群遗传亲密度，甚至不如更北方的山西人。这也佐证了考古结论：夏亡商兴的历史事件，的确发生在伊洛河流域。 第二，夏朝灭亡后，夏朝遗民主要沿北方通道迁徙，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扩散，数量之庞大，以至于在分子人类学研究中都能体现出来。这与先秦史书中记载的夏朝地名集中在豫西、晋南的事实相呼应。此外，二里文化时期，除伊洛平原直接控制的王畿区外，晋南是二里头文化的唯一直辖区，也发现了东下冯类型的遗存。

从中可以看出，河北漳河流域的商族群，沿太行山东麓进入中原腹地，最终完成了夏商更替。而被灭国的夏朝遗民，则主要北逃至山陕和东北地区。 然而，牙璋的考古发现却与DNA研究结果出现了奇特的分歧。所谓牙璋，是一种带刃的器物，器身上端锋利，下端呈长方形，两侧有突出鉏牙。牙璋最早起源于公元前2400年的山东龙山文化地区，最初可能用于耕作起土。

牙璋传播到陕北石峁后，当地族群利用陕西富含铁矿的墨玉资源，将牙璋改造为战争用兵器，锋利而薄锐，长度仅20—30厘米。在青铜兵器出现前，这种高铁含量的墨玉牙璋，可谓杀伤力惊人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记载：牙璋、中璋七寸，射二寸，厚寸。以起军旅，以治兵守。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，牙璋发展为长度达53厘米的非实用礼器，器身上雕刻着精美复杂的纹饰，成为夏朝祭祀与丧葬的重要器物。祭天拜日、祈年时，夏人将牙璋握于手中；死后亦随葬于墓中。

商朝建立后，牙璋的礼器用途未被沿用，反而遭到废弃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：其后三世，汤伐桀，欲迁夏社，不可，作《夏社》。现存的牙璋均被商朝贵族改造成其他用途，因此玉牙璋成为夏文化的典型标志。 有趣的是，夏朝灭亡后，牙璋的出土地点并未沿着夏遗民北逃路线集中，而是沿豫西、豫南向南扩散，甚至在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、广东被考古发现，越南北部永富省也发现过商周时期牙璋。

这些地区均位于夏朝统治区域的南方，出土牙璋仍被用于祭祀或丧葬，而非作为贸易品。比如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牙璋，其扉棱扉牙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牙璋相近，数量众多，甚至用作组合装饰的金箔。在三星堆重要祭祀场合中，握持牙璋成为核心仪式之一。这表明，二里头牙璋在南方的大量出现，并非简单文化交流，而是夏族群直接影响的结果，使南方族群继承并发扬了夏部族的牙璋文化，并提升为精神信仰层面的象征。 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：线粒体DNA显示的北遁路线，与牙璋考古发现的南逃路线截然不同。这种分歧，正是因为DNA反映的是普通民众的迁徙方向，而牙璋则代表贵族阶层的移动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：夏朝灭亡时，绝大多数中下层百姓选择北逃，而上层贵族则选择南逃。

史书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。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记载：汤故令师东方出于国，西以进。未接刃而桀走。《逸周书》亦载：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。可见，以夏桀为首的贵族并未留守都城斟鄩，而是分散逃逸。 而夏朝普通百姓的迁徙方向，则恰与贵族相反。《逸周书》记载：汤将放桀于中野，士民闻汤在野，皆委货扶老携幼奔，国中虚……桀与其属五百人，南徙千里，止於不齐，不齐士民往奔汤，桀与其属五百人徙於鲁，鲁士民复奔汤。夏桀亡国，显然与失去民心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